政府早前建议订立法律框架，容许有精神能力的成年病人订立“预设医疗指示”，拒绝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。条例草案将于下月6日在立法会首读。无可否认，这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议题，但客观而言，有些疾病确实药石无灵，勉强治疗下去只是延长病人受苦的过程，没有多大意义。在此情况下，容许临终病人选择不抢救，既是对其个人意愿的尊重，也有助减少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的困扰，是一个对多方都有利的方案。

拒心肺复苏呈升势 显立法必要

预设医疗指示建基于在知情的情况下，人人皆有作出医疗决定的自主权。事实上，这并非新鲜事物，英国、新加坡、澳洲、加拿大及美国等国家已经引入相关概念。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早于2004年发表《医疗上的代作决定及预设医疗指示》公众谘询文件，首次就采用预设医疗指示作出建议。法改会在2006年的报告中，建议政府透过现行普通法框架，而非立法方式，推广预设医疗指示的概念，并随着社会更广泛认识此概念后，再考虑是否适合进行立法。

尽管香港目前尚未就预设医疗指示正式立法，但根据医务卫生局今年5月呈交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的文件，自2012年起，每年由医管局病人根据普通法规定订立的预设医疗指示数目，呈上升趋势，其中列明拒绝接受心肺复苏术的指示，由2013年的325份，增至2021年的1742份。这些数据充分表明，就预设医疗指示正式立法是有逼切性的，特别是香港正面临人口加速老化的现实。

严谨订立指示防滥用风险

诚然，就预设医疗指示立法一直存在争议，主要是因为有人觉得这有违伦理，和安乐死别无二致。但严格而言，安乐死和预设医疗指示是有分别的：前者实质上是透过杀死病人以解除其痛苦，后者则只是停止对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予无效的维生治疗，避免延续死亡的过程。

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在立法后，预设医疗指示可能遭到滥用的可能性，但起码就政府草案文件来看，订立指示的过程是严谨的，例如需有不少于两名符合若干条件的见证人在场，条件包括尽本身所知不是订立者的遗产受益人，而其中一人须为注册医生。此外，订立者亦不得透过预设医疗指示拒绝基本护理、纾缓治疗，又或要求施用或处方某物质以结束生命。这样的制度设计，相信可以有效减少滥用的情况，充分尊重立法原意。

其实，预设医疗指示不但尊重病人，减少他们在长期接受生命维持治疗（如插喉）时所受到的痛苦，对其他持份者也有好处——对家属来说，亲人患病本身就是一件难受的事，假如没有预设医疗指示，那就有可能须在病人徘徊生死之际，就是否延续治疗而与医护人员和其他亲友发生争执；对于医疗系统，如果不断浪费珍贵的医疗资源，对病入膏肓的患者施以无效治疗，必会影响其他非临终病人的福祉，得不偿失。

需加强公众教育提供医护培训

一旦完成立法，预设医疗指示将具法律效力，家属、医护人员均有所适从。当然，当局的责任不止于立法，还要给医疗机构员工提供适切培训，确保他们能够依法行事；同样重要的是加强公众教育，特别是要让市民明白订立预设医疗指示的条件和程序。只有这样，将来才可以有效有序落实新措施，为病人、家属和医护创造多赢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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